原文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及《神州学人》
GROUPT与“宏志”
晚晴
1995 年，国人耳里出现了一个新鲜的字眼“宏志”。“宏志”，取意“宏图寄党恩，志远为国强”，饱含着当年创办国内第一个“宏志班”的北京崇文区广渠门中学校长李金海对于走进“宏志班”每一位贫困生的热切期望。此后，2002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联合组织实施了以“宏志”命名的“西部开发助学工程”扩展项目，今天的中国大地上，已有近百个“宏志班”相继涌现；“宏志”已成为一种精神，成为一个品牌。然而，在高等教育领域里，您听到过“宏志”这个字眼吗？
前不久，我见到了两个正在接受大学教育的“宏志”生，居然是在遥远的欧罗巴，在号称西欧的“心脏”、飘扬着15个国家国旗的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在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学城鲁汶。
古老的大学城鲁汶怀抱着一座极具时代色彩的现代建筑，那就是鲁汶工程联合大学，人们称它“GROUPT”。GROUPT的校长 Joha n De Graeve 是地道的比利时人，子承父业，执掌GROUPT已达30多年。 Johan De Graeve 酷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不仅有着地道的中国名字：韩德华，还于本世纪初获得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
十年前，韩德华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十年中，他无数次往返于中比的航线上，今天，GROUPT已与中国的北京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十几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GROUPT以韩德华的远见卓识，不惜成本，专门开设了比利时唯一全部用英语教学的国际工程专业；五年来，100多名陆续从GROUPT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正活跃在世界的四面八方。
2003 年冬，韩德华在参加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驻欧盟使团团长关呈远先生的一次宴请时，吐露了自己的愿望，打算设立一项基金，作为一个长期项目，每年资助一批中国的贫困大学生在GROUPT完成学业，回去报效祖国。关大使当即表示支持，建议以“宏志”命名，并建议中国国家留学基金会参与合作。
时任GROUPT董事、客座教授的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正肩负着GROUPT国际合作专员的重任，查建中于1987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1989年博士后工作结束后回到中国。多年投身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优势，使他成为这一合作的天然桥梁。从草拟宏观方案，到制定微观政策，全程运作，查建中无不亲自出马。终于，2004年5月23日，在鲁汶古老的市政厅里，“中比鲁汶GROUPT学院‘宏志’奖学金项目”诞生了，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亲莅签字仪式。从此，一扇走向世界的大门为中国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洞开，教育部部长周济称之为“一项创举”。
“别样的教育”
张芬芬，此前我已听说过“宏志”生里有这个名字。当她在我的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写下她的Email时，我的眼前瞬间出现了“希望工程”宣传画里那双充满渴念的大眼睛。
芬芬十分瘦小，和大厅里的外国学生相比，就像一个小孩儿。显然，这和她的家境有关。芬芬出生在山东济宁农村，全家以父母种地为生。上高中那几年，正长身体的时候，却是她家最困难的时候。每到冬天，母亲总是腌一大缸萝卜，一大缸芥菜，来年，这些腌菜就是饭桌上的主菜。那几年，豆子市场价格一直不好，家里就改种了棉花。种棉花熬人，夏秋两季，父母总是早晨四五点下地，晚上七八点回家。直到棉花收完，父亲才能松口气，想着卖个好价钱，她和弟弟的学费才有着落。冬闲时，父亲便四处寻找生记，面粉厂扛活、贩卖红枣……芬芬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沿街收酒瓶，看父亲在冷轧机旁捆钢筋。正是那个时候，父亲的左眼被钢筋戳了，直到看不见东西，才去医院检查，一听说要做手术，怎么也不肯，父亲的左眼从此失明了。那年，芬芬 10 岁，父亲痛苦无奈的表情直到现在她依然清晰可见。芬芬告诉我，她一定要了却的心愿就是还父亲一双明亮的眼，尽管现在还没有能力，但总有一天她会抹去父亲的遗憾。
三年前，芬芬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交大。一走进大学，她就争取奖学金和助学金，周末去做家教。
2004 年，大一期末考试前夕，学校的公告栏里贴出了关于GROUPT“宏志”奖学金的通知。同学们都觉着是天上掉下了馅饼，想着申请起来一定困难重重，但还是抱着希望提交了申请和个人简历。芬芬的成绩在学院里始终保持前十名，学院、学校的筛选顺利通过了。2005 年春，芬芬接到了GROUPT 的面试通知，面试官就是查建中和GROUPT 外事处处长 Wim Polet 。芬芬当然不会知道查建中是何许人物，也不会知道高鼻凹眼却操一口流利中文的 Wim Polet 有过在南京大学读书和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经历。但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芬芬自始至终的微笑和自信终于使她得到了GROUPT 的录取通知。然而，每当人们问起芬芬是怎样得到“宏志”奖学金的，她却只是说，她很幸运。
芬芬真的很幸运。走进异国，她接到的第一份礼物是韩德华校长特意赠送给“宏志”生的电脑、手机和聘请的一位外语教师。除此，在比留学三年的学费、生活费、住宿费、健康保险费，甚至从比利时返回北京的机票都由GROUPT 提供；中国国家留学基金会还为“宏志”生提供了从北京到比利时的机票。
说起在GROUPT 接受的教育，芬芬脸上现出她的外表绝难显现的成熟。芬芬说，GROUPT 真是为公司培养人才的地方，可以称得上是工程师的摇篮。她感触最深的地方是GROUPT 处处凸显对能力的培养，一个工程师应该具备的能力——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沟通交流能力、语言能力都会在GROUPT不同的课程中得到培养锻炼。GROUPT 开设的课程很实在，芬芬上学期学的《报告写作技巧》和《演讲》课，从形式到细节，在她写实验报告、论文和贯穿日常的演讲时都用得到。她认为，相比之下，国内的高等教育过于偏重理论的学习。
芬芬现在读大三，很多实验课要跟比利时学生合作。与比利时学生合作，经常意见不一致。每逢这时，就展开讨论，讨论总会持续很长时间，彼此陈述理由，彼此做出评价，然后再比较哪种方法更合理有效，继而采用。
芬芬做模拟电子实验的搭档是一个比利时女生，她俩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第一次实验是一起在印刷电路板上连电路，要用到 1K 的电阻。她们每人都有一个实验箱，里面放着很多个电阻，电容，二极管和其他元件。芬芬立马想到要先推算出 1K 电阻的色环代码，然后根据色环标志找想要的电阻。当她推算完开始找时，发现比利时女生正拿着电阻表直接测量手中几个电阻的阻值，电阻表显示 1K 的时候，就找到了所要的电阻。芬芬顿感以往国内教育形成的思维模式使她倾向于推理演算，而国外学生更喜欢马上尝试。相比之下，他们的动手能力强得多。他们更会利用手中现有的资源和设备解决问题，而不是一步步从头开始。
还有一次数字电子实验，搭档是一个比利时男生。比利时男生的口头语就是：“ let ’ s try ( 试一下 ) ! ”实验要用到一个加法器，芬芬开始画加法器的原理图，准备看着原理图做电路。比利时男生很吃惊，随手就在旁边的电脑中搜索出一些加法器原理图，说道：“这些图已经在这里了，你可以直接用，为什么还要费时耗力自己推算呢，工程师就得用最少的精力解决和创造最新的东西。”
对于中外教育的差别，芬芬时时在思考。今年暑假，她教两个比利时孩子学汉语，送他们去幼儿园时，她一眼看到的是教室里专为孩子们设置的小家，微波炉、洗衣机、还有笼子里啁啾的鸟儿，三岁的孩子正在学着自己一一动手。这两个孩子的父母经营乐器，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家中藏有很多中国书籍，他们断定未来的市场在中国，于是，千方百计让他们的孩子学汉语。芬芬跟孩子的父母聊天时，常听他们说，未来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而韩德华提出的五个“E”——工程型（Engineering）、企业型（Eenterprising）、教育型（Educationing）、环境型（Environmenting）、和谐型（Ensembling）的GROUPT人才培养宗旨正好契合他们的观点。在芬芬眼里，这正是GROUPT毕业生备受世界著名跨国公司青睐的原因。
在GROUPT学习13个月，芬芬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这不仅让芬芬欣慰，更令韩德华校长欣慰。
芬芬现在开始做学士论文了，跟比利时的学生一组。主题是为PDA和手机编写一套GROUPT学生的个人信息，课表查询软件，要求用到蓝牙技术实现移动设备与服务器的连接。芬芬一步步做下来，她觉得自己其实已经是在以工程师的角色解决问题了。
芬芬说，“当视野不断扩大的时候，发现机会和选择无处不在”。我问其含义，芬芬回答：国际性的沟通交流让她的思考范围不再只局限于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她喜欢尝试用新的方法解决一些问题；她希望有一天成为一名优秀的网络工程师，或者优秀的软件设计师。她说在GROUPT的锻炼就是在为这些机会做准备。
不久前，芬芬见到了查建中老师，那是在查老师匆匆离开GROUPT的时刻，对于当年的主考并始终关注着她的老师，芬芬一直心存感激，为了一份补偿，她给查老师写了一封信，信中，倾诉了她积蓄已久的感情：她很感谢“宏志”奖学金这个项目，从山区农村走进大学的时候，她是没有预料到会发生如此多而广的变化的。她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学生，尤其是山区农村的孩子也能有机会接受别样的教育。
